由此可見所謂”一省包一國“模式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但也的確存在過度解讀。事實上目前為止我國官方從未正式認可過所謂的”一省包一國“模式，上述四個省區的確已展開對外援助不假，但這并不意味著國內其他省區也將相繼展開對外援助，也就是說所謂的”一省包一國“模式至少到目前為止只是這四個省區的個例，而并不是像有些人解讀的那種固定模式。嚴格意義上最確切的說法應該是：目前中國一些省份的確已展開對外援助，但作為固定模式的所謂”一省包一國“機制其實并不存在。

這里實際上涉及到兩方面的問題：一是為什么我國的一些省份要展開對外援助？二是為什么說我們并沒確立作為固定模式的”一省包一國“？我首先為大家解答我們為什么要開展對外援助的問題。現在很多西方人先入為主地以為世界上最早的人道主義援助是西方國家率先實行的，然而實際上早在我國的春秋時代秦國大夫百里奚就曾說過這樣的話：“天災流行總是在各國交替發生。救援災荒、撫恤鄰邦是符合道義的。按道義辦事就會有福報”。

百里奚是在怎樣的情況下說這話的呢？原來當時晉國發生了饑荒，于是就向秦國請求支援糧食。秦國是如何應對晉國的求援呢？秦國派出船只運載萬斛糧食從秦都雍城（今陜西鳳翔南）出發直達晉國都城，在這一過程中秦國派出的運糧船綿延八百里水路。后來秦國人在自己的史書中把這次對外援助行動稱之為”泛舟之役“——完全是以應對一場戰役的動員機制在安排這次對外援助行動。早在春秋時代的華夏先民就知道天災是在各國之間交替發生的，所以各國又必要形成互幫互助的機制。

相比百里奚所身處的那個時代而言：在如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世界正在被日益濃縮為一個地球村，與此同時我們更加迫切需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獨善其身。如果說金融危機讓我們見識了什么是全球性經濟問題，恐怖主義讓我們見識了什么是非傳統性國際安全問題，那么疾病同樣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重大課題。疾病是全人類共同的敵人，因為疾病不會對任何一個國家網開一面。我國抗擊疫情的行動當然是在保護我們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與此同時這也是我國作為國際上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代表全人類與疾病抗爭。

疾病的擴散是沒國界之分的，病毒過境也從來不需要護照。當然我們可以用關閉國門的方式把病毒隔絕在外，然而不要忘了這只是疫情期間的特定政策。除非我們能重新回到閉關鎖國的狀態，否則這種封閉隔離措施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在災難面前人類應該形成更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我們必須意識到幫助他人也是在幫助自己，因為災難是我們全人類共同的敵人。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世界的發展離不開中國，中國的發展也離不開世界。2008年汶川地震中俄羅斯、日本、意大利等國向我國派出了醫療隊，而多年來我國的醫療隊也與非洲人民攜手奮戰在抗擊埃博拉病毒的前線。

本次疫情中我們同樣得到了來自國際社會的支持：韓國人喊出了“中國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日本人展現了“山川異域，日月同天”的詩意；俄羅斯表現了戰斗民族以立方米計數的硬核；巴基斯坦表達了傾國來援的赤誠；伊朗在自己遭受美國制裁的前提下也伸出了援手；蒙古國總統寧愿回國后自我隔離14天也堅持在中國疫情最嚴峻時親自來到中國獻上蒙古人民的祝福和慰問物資......即使是一個平凡的日本女孩也自發在為我們募捐，即使是作為全球最不發達國家的科摩羅也用實際行動表達了對中國抗疫戰爭的支持。

中國從來都是一個國際上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的對外援助體現的是中國的大國擔當精神，體現的是一種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價值就是要維護同一個人類的安全和福祉。中國的對外援助是在捍衛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因為只有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安全了才能徹底遏制疫情的死灰復燃。況且疫情期間有相當一部分中國公民滯留海外，中國不是沒能力或不愿意接回滯留在外的僑民，然而在當前疫情形勢下無論對國內人民或是海外僑民而言：不流動是最大的安全、不出門是最好的保護。既然我們無法一時間把所有滯留在外的中國公民接回來，那么派出醫療力量前往當地救助也就是順理成章之事。

然而與此同時必須提醒大家的是：作為固定模式的“一省包一國”機制其實并不存在。盡管中國疫情高峰期已過，但中國留醫確診病例仍然是全世界最多的，顯然目前國內疫情還沒到最后收官的階段，所以我們的對外援助必須建立在一個大前提之下——力所能及。國際關系實際上就是人際關系的某種體現：我們個人在面對危難之時只有保護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幫助他人，那么國家其實同樣如此。中國不會回避自己的國際道義，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強調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只有在保護好本國公民的前提下中國才有能力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好的幫助。

全世界有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聯合國承認的主權國家就有190多個。目前全世界已有一半以上的國家相繼出現疫情，然而我國只有34個省級行政區，那么如果我們要確立“一省包一國”模式能包得過來嗎？有些國家的確診病例只有個位數，那么請問我們有必要去援助嗎？人家明明完全自己能控制，我們還需要把國內有限的醫療資源分一部分給他們嗎？再說人家疫情形勢本來很平穩的，你帶著一大幫人說是去援助，搞不好反而增加了潛在風險。所以對某個國家是否提供援助需要我們對其疫情形勢有準確的判斷，否則只要出現疫情的國家都一股腦援助既幫不了別人什么，反而增加了我們自身的風險和負擔。

疫情形勢是我們考慮是否提供援助首先要考慮的。即使是確實需要提供援助的國家實事求是地講咱們也無法全都幫得過來，那么咱們怎么選擇幫誰或不幫誰？按說這是挺得罪人的，畢竟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下世界各國人民的生命是一律平等的。生命當然是平等的，然而如果一個母親面對自己的孩子和別人孩子同時落水一定會先救自己的孩子。優先救助自己的親人是人之常情，那么我們提供對外援助可能也要考慮優先救助那些在疫情初期幫助過我們的國家以及華人華僑聚居的國家。那么如果面對同樣為我們提供過援助的國家該優先幫助誰呢？

日本、韓國、伊朗是疫情初期對我國援助力度比較大的三個國家，然而如果在這三國之間進行選擇應該把韓國和伊朗放在日本之前。實際上日本對我們的援助力度比韓國和伊朗還更大一些，那為什么我主張把日本放在后面呢？因為日本的疫情形勢比韓國和伊朗相對緩和，日本的醫療水平也高于韓國和伊朗。最重要的是韓國和伊朗的防疫模式和我國大體相近，所以我們提供物資、分享經驗是能切實幫助到他們的，然而日本的防疫模式更接近于美國，所以我們提供的援助其實未必適合于日本，那么當然應該把有限的資源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