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1987年10月美國股市大幅度下跌引發的國際性股市風波，激起了一些學者的研究熱情。

從宏觀的角度看，Fama（1989）和Roll（1989）找出了一些基本因素來解釋這場風波，諸如全球經濟活動轉入低谷的預期，更高的均衡回報等。Friedman（1988）的研究發現，美國貨幣供應或貨幣流通量速度均可用來解釋股價的波動。Huang（1994）使用News模型進行研究發現，東京股市的價格與貨幣供應之間存在正相關，而與利率之間存在負相關。Dayananda、Ko（1996）使用中國臺灣地區1981年至1989年度數據的研究結果表明，股票收益率與利率之間呈負相關，而與貨幣供應之間呈正相關，但二者的統計顯著性均較弱。Mookerjee、Yu（1999）使用協整性和Granger因果關系來檢驗新加坡宏觀經濟變量與股價的關系，結果顯示，股價與貨幣供應之間存在長期協整的關系，并且股價領先于貨幣供應量。Evaliljeblom，Stenius（1997）的研究發現1920年至1991年間芬蘭的宏觀經濟變量與股價波動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

但另一些研究顯示宏觀經濟因素對股票價格的異常波動的影響非常低。Roll（1988）發現大約只有1/3的個股月收益率可以從宏觀經濟因素的影響中獲得解釋。Cutler（1989）的研究結果也表明宏觀經濟因素僅可以解釋股票市場指數變動的1/5-1/3。他們得出的相同結論是，將主要的市場價格異常波動與經濟的或其他的信息披露聯系起來是非常困難的。同樣的結論也出現在Schwert（1989）的文章中，他發現雖然有些微觀證據表明宏觀經濟因素可以幫助預測股票的收益變動，但是，特別是在大蕭條時期，僅僅用簡單的股票價值評價模型很難解釋復雜的股票價格波動。

從行業的角度看，Breeden、 Gibbon、 Litzenberger（1989）發現12個產業群的消費β系數存在顯著差異。例如制造業的需求收入彈性高，其消費β系數亦高。Kale、 Hakansson、Platt（1991）將行業特點（以公司從特定行業獲得的銷售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表征）和非行業特點（以市盈率的倒數、股利收益、公司規模等表征）進行比較來解釋股票收益的差異性，發現行業特點從性質上講比非行業特點更重要。

從公司的角度看，Fama、French（1988）對股票收益率與股票期望收益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回歸估計，發現這兩個指標都可以用于預測未來股票收益率。而Lamont（1998）的研究則認為用股利支付率預測未來股票收益率的效果比用股票收益率好。以上研究結論雖然不盡相同，但都表明股票價格取決于上市公司未來的盈利水平，因為作為研究對象的三種指標都包含了公司未來經營狀況的預測信息。公司盈利狀況的變化最終會反映在股票價格的波動中。

從微觀行為的角度看，Seyhun（1990）基于內幕交易者的共同行為分析得出結論：投資者的過度反應是引發這場風波的重要因素。Brady Committee（1989）的分析認為，許多機構投資者普遍采用動態對沖策略進行組合保險，當初始的價格發生下跌時，采用電腦程序交易的機構投資者紛紛拋出期貨進行平倉，這使得指數期貨價格相對于現貨指數出現貼水，從而進一步觸發與組合保險相關的賣盤。另一方面，指數期貨的大幅貼水促使指數套利者賣出股票，同時買進期貨，這些行為加速了價格的下跌，進而導致嚴重的流動性壓力，使股價出現劇烈的波動。

從可觀測性的角度看，一些學者考察了這場風波是否是一個可觀測的“泡沫”—即風波發生在投資者持續地高估股票市場價值之后。Shiller（1987）提供的綜合證據表明，風波之前幾乎72%的個體投資者和84%的機構投資者都認為股票市場價值被高估了。Hardouvelis（1988）發現風波之前的股票投資超額回報比美國、日本和英國的正常回報高得多，他把這種非正常的高超額回報歸因于股市泡沫溢價。Norden（1996）和Schaller（1996）使用Regine-Switchine回歸方法得出結論：早期股票市場價值高估的程度能解釋隨后發生的1926年至1989年間美國證券市場風波。